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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自己民族自现代以来所走过的道路重新认识成为知识文化界的热门话题，美术理论界最明显的响应就是对中国美术的现代性问题的认识。

这个认识是由潘公凯先生为代表的先是中国美术学院后为中央美术学院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课题组首先提出的。其代表学说是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美术的“四大主义”构成了中国现代艺术的主要内容。

应当说，这是美术界多年以来第一次严肃地回顾中国美术的现代之路，而且也完全摆脱政治意识形态和传统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纠缠，以一种全方位的视野和现代认知为起点，搭建的以中国本土性为目标的宏大史学构架。

树大招风，向来如此，何况阴影于后，遭人诟病在所难免。任何学说的建立皆为不易，开宗立派首先得过自圆其说这一关。

“四大主义”何以成为中国的现代主义，我们在《中国现代美术之路：“自觉”与“四大主义”》（以下简称“潘文”）中看到，其推理逻辑过程是这样建立的：

现代性分为原发性现代性和继发性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是继发性的。

作为继发中国现代性标识是“自觉”。

凡是由现代性事件的传入而引起的“自觉”应对(反思、策略、行为、结果)，在最宽泛、最灵活的意义上均属继发现代事件。

无论主张全盘西化还是坚守传统，无论强调中西合璧还是走向大众，其一系列口号的提出，都体现了创作者和理论家在中国美术出路问题上的“自觉”和策略性应对。

“传统主义”（传统主义本质上是对世界范围内的多元文化观的支持，所以不仅不是“保守”，恰恰是20世纪中国画坛的另一种“现代”。）、“融合主义”、“西方主义”和“大众主义”合为中国美术的“现代主义”，它们是关于中国美术前途与道路的四大策略性思考与实践，它们都以“自觉”为标识，共同构成继发的中国美术现代性。（上文引自潘公凯《中国现代美术之路：“自觉”与“四大主义”》 ⑴，不完全为原文。）

对潘的课题组的结论最大的争议首先是在于关于中国艺术现代性的描述。

我们在“四大主义=中国的现代艺术”的推论中就看到了这样一种相对主义倾向：“四大主义”是中国20世纪以来的现实——中国艺术的现实体现出了中国美术的现代性，这个推理的结果让人们嗅出了“存在就是合理”的味道。我们只需做出这样一个简单的排除判断：四大主义几乎包含了中国现代以来的美术各层面——如果四大主义的内容都属于现代性范畴之内——那么还有什么现象不在表达中国的现代性？——如果所谓中国现代性变成一个存在即合理的代名词，那么现代性的意义则完全等于零！因为从逻辑学看，外延的扩大意味着内涵的缩小，外延的无限扩大意味着内涵的无限缩小，最后等于零——概念的消弥。

我们要警惕无边的现代性。

对四大主义的争议最大之处在于所谓“传统主义”。其实这也正是该学说的主要立意所在，那就是为传统主义正名。潘文所述传统主义有四大特征：一、对传统的真正领悟；二、对中西绘画异同有所意识，尤其对其艺术观、价值观的不同基点有清楚认识；三、对传统自律性进程的自信，对民族艺术未来发展前景的自信；四、对中国画发展策略的自觉。

这里“自觉”显然是一个关键词，潘文的“自觉”是这样论述的：“凡是由现代性事件的传入而引起的‘自觉’应对(反思、策略、行为、结果)，在最宽泛、最灵活的意义上均属继发现代事件。”

只要“应对”就可成为“自觉”，自觉就自动具有了“现代性”。这是潘文的推理过程。所以最终得出这样的论点：“传统主义本质上是对世界范围内的多元文化观的支持，所以不仅不是‘保守’，恰恰是20世纪中国画坛的另一种‘现代’。”⑵

“传统主义”不是保守而恰恰是现代，这个说法很新颖但却在逻辑上出了问题。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告诉我们：A=A，A≠非A。现代与传统本身就是相对的范畴。当然有人可以用辩证逻辑来提供援助，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在香港举办的讨论会上，与会者林毓生劝潘公凯不如使用“保守主义”这个词汇取代“传统主义”。⑶

其实，认同保守主义并不是一个不光彩的事情，保守主义在西方现代以来一直是政治力量乃至文化力量制衡中不可或缺的一元。当然，与保守主义的相对立范畴应该是“激进主义”。

同一次讨论会上还有一个小插曲，林毓生依照潘的推理得出结论：八大山人的作品因为“有强烈新的东西”、“蕴含着对过去的一个突破”，所以具现代性。潘公凯当即表示对此观点的认同⑷。说实话，看到这里我吃惊。

既然能够将现代性的具有在中国画家那里追溯到八大山人那里，那么同理，明代的徐谓、甚至北宋的梁楷作品也极具特点，同理可以登现代性之堂奥，以此类推，那又将是一个怎样膨胀的名单，现代性真的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筐！

同理，如果向后追溯将现代性的具备落实到陈师曾身上（潘公凯正持此观点），那么吴昌硕难道就因为没有撰写《文人画之价值》就不能作为现代性的代表？而且与陈师曾共创湖社的画家金城又怎么处理呢？按照“传统主义”的定义显然金城也符合要求，如果金城的观念也具有现代性的话，那么民国时期还有哪位知名的中国画家不具有现代性呢?

上述看似荒唐的推论其实正是无边现代性所导致的结果。

潘文的核心观点是认为“四大主义”表述了中国美术的现代性。这里我们又回到了绕不过去的问题：现代性。究竟什么是现代性，这个问题困扰中国学术界已经多年，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关于现代性的认知一向是众说纷纭。

现代性的英文为Modernity，它是形容词Modern(现代)的名词化，而现代化Modernization则是将现代Modern的付诸实施。从中文字义看，现代性是“现代”的性质，是“现代”的本质含义。而所谓“现代”当然是与传统相对而言的。

传统与现代的区别在哪里呢？

（1）从经济方面看，现代社会是工业和服务业占据绝对优势的社会；而传统社会则是第一产业占据绝对优势的社会。

（2）从政治方面看，现代社会普遍具有一个有高度差异和功能专门化的一体化的政府组织体制，它采用理性化和世俗化的程序制定政治决策，人民有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兴趣，各种条例的制定以法律为基础；而传统社会则多数不具备这些特点。

（3）从社会结构方面看，现代社会是高度分化的社会，各组织之间的专业化程度和相互依赖程度很高；角色和地位的分配主要是依据个人的能力和业绩；调节人际关系的规范是标准化的、普遍主义的；科层制(韦伯的说法)的；家庭功能是收缩的。传统社会则是低度分化的社会，组织间的专业化程度和相互依赖程度低；人口主要分散在乡村；角色和地位的分配主要是依据出身、年龄等先赋(先天赋予)因素；调节人际关系的规范是特殊主义的；家庭具有多重功能，是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

（4）从文化方面看，现代社会的文化强调理性主义、个性自由、不断进取、效率至上、能力至上等观念。传统社会的文化则强调超验的、反个性的、知足常乐的、先赋至上、情感至上的价值观。

（5）从个人人格与行为特征上看，现代社会的成员有强烈的成就动机，在处理有关事务时有高度的理性和自主性，对新事物有高度的开放性，对公共事务有强烈的参与感，对生活的环境有较高的信任感等等。传统社会的成员则缺乏这些基本素质。⑸

现代性理所当然是建立在“现代”基础之上的。可以说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具体体现。哈贝马斯将现代性分为社会的现代性和文化的现代性，审美的现代性正是寓于文化现代性之中。

对现代性问题相关的态度，西方社会逐渐形成了对现代性的两种态度：一是启蒙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他们对现代性持肯定和乐观态度，认为现代性将给人类带来进步、繁荣、自由和解放；另一种是浪漫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他们对现代性持批判态度，认为现代性破坏了传统社会的和谐，导致了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奴役，增加了社会秩序的混乱。马克斯·韦伯就预言，现代性的观念导致欧洲宗教世界观的解体。除此以外是后现代主义，从学理上它们显然也是现代性的批判力量。

国内学术界有人将现代性分为“社会现代性”和“哲学现代性”以及“文艺现代性”。⑹其中“社会的现代性”直接导致了现代化；而文艺的现代性同社会的现代性却并不保持同步，而且前者经常处于对后者的警醒和批判状态。

有人将现代性分为“启蒙的现代性”和“文化的现代性”。前者导致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都市化、征服自然和社会的组织化与管理化。这种“启蒙的现代性”的提法与前面的“社会的现代性”有很多共同之处；而“文化的现代性”则体现出对“启蒙的现代性”的反动和颠覆。其结论为“启蒙的现代性与文化的现代性本质上是对抗的。” ⑺

对现代性在文化上的体现，法国学者安东尼龚巴依总结出五个主题：对新的迷信、对未来的追求、对狂热的理论(或理论家)迷恋、对大众文化的呼吁、颠覆的激情。⑻国内学者河清认为现代性在艺术上体现出几个特点：1，人类中心主义，2，文化进步论，3，个人中心主义，4，对“新”的崇拜，5，非主题化倾向。⑼

我认为，将现代性分为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两种的说法比较合理。文化现代性特点有几个方面：从哲学角度看主要是人的主体性、理性态度以及自我反思精神；从文化角度看主要有现代主义和世俗化倾向等因素。

文化现代性的核心主要应当从哲学上加以把握。

首先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主体性的核心是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的同一性，用吉登斯的话讲就是“自我的认同”。这种人的主体性是与传统社会的神的主体性相对立的，它也是启蒙主义坚持的法宝。在黑格尔那里，主体性有几种含义：一是个人(体)主义，在现代世界中，所有独特不群的个体都自命不凡；二是批判的权利，现代世界的原则要求每个人都应认可的东西，应表明自身是合理的；三，行为自由，在现代，每个人应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四是唯心主义哲学。⑽现代性的主体性在西方是经由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及美国宪政制度的确立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等历史事件才最终得以确立的。

有一点必须引起注意，那就是从审美角度看，“对主体性的捍卫有包含着对理性化的反抗……就它以感性原则来反抗理性化所带来的弊端的这个意义上说来，审美又是现代性这个统一体中的异己力量。” ⑾这一点也很重要。

文化现代性体现在对客观事物的理性精神上。现代性中经常提到的理性。理性在中文里多指对真理的探究和认识。其中又分为两层意义：一是作为真理，是一种精神原则的理性；二是作为察觉和判断这种原则的功能，即分析、推理的过程和途径。

理性问题在西方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哲学问题。最早的理性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逻各斯”、“理念”上，笛卡尔以理性的自我意识作为哲学体现演绎的出发点，“我思故我在”成了理性主义哲学的一个标志性命题。对“理性”展开全面批判与确证的是康德，他的“三大批判”构筑了理性的内容，而对应着科学、道德、艺术的三大领域。他所提出“知”（判断理性）、“情”（判断力）、“意”（实践理性）三方面，三方面所对应的正是科学、艺术与道德。于是，理性就有科学理性（包括工具理性）、艺术理性（审美理性）和道德理性（包括经济理性）之分。

现代对理性学说最有影响的是韦伯的理论。他认为理性以合理化为基本特征，理性与西方的理性主义有内在关联。他所说的理性化可分为文化、社会、个人三方面。文化的理性化指世界的“祛魅”，也就是宗教世界图景的消除和世俗文化的产生过程；而社会的理性化，一方面是指技术因素的可计算性和机制化，另一方面是为保证这种机制的实行必须有制度的理性。经济行动最合理化形态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由合理化的法、合理化的统治方式(现代科层制)、合理化的知识(科学、技术)和合理化的艺术以及现代化的社会结构诸要素组成的。在个人理性化方面，韦伯则将论述多放在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形成的作用上。

后现代学说对理性的核心作用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面对这个挑战，出于维护现代性，哈贝马斯、罗尔斯等各自提出了“交往理性”、“公共理性”等观点，意在解决不同思想、宗教和哲学观念所组成的社会中，使社会规范具有合法性的问题。

来源：中国艺术批评家网，作者：顾丞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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