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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识途:彰显社会主义文艺的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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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年已进入一百零四岁了,年老体衰,已无力在文学创作上再作贡献,但我和一些“心存魏阙常思国,身老江湖永矢志”的老作家一样,对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创作思想的走向,寄予深切的关注。

  目前,我正在学习党的十九大文件,深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工作准绳的重要性。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全国第十次文代会和第九次作代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都明确提出要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指明中国文艺要以鲜明的中国特色屹立于世,并且语重心长地指出当前存在的诸多问题。这些讲话让我深受启发,我曾反复思考,什么是中国文学的中国特色呢?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的理论精髓和深刻内涵并在文学创作实践中彰显它呢?

  在细读和研究后,我试图用几句话来加以概括: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文学应当是在马克思主义光照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导,以人民为中心,贯穿中国精神,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有中国新风格和新气派的生动的中国话语,讲好波澜壮阔的中国故事,并艺术性地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于中国人民。

  我以为中国的作家都应该在自己的创作中彰显这样的中国特色,而要彰显这样的中国特色,就需要识知和协调以下三个关系:文学与资本的关系,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关系,文学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娱乐性的关系。

 

  自尊自励 增益世道

  没有资本的投入,文艺活动无法持续进行,这一点不言而喻。过去是由国家按计划提供创作资金,所以文艺创作多注重社会效益,很少考虑经济效益,改革开放以来,容许资本进入文化市场,几十年来已取得辉煌成就,人所共见。

  而资本有自我增殖的本能,关键就看投资者意图和资本运用的优劣。由于投资动机不一、目的不同、运行办法各异,产生了优劣不同的效益。在文化市场中,有的投资者是为了报效祖国,服务人民,不计回报,追求社会效益,这种优良品质受到国家和人民的赞许;也有一些投资者依法依规投资文化市场,以优良产品获得合法利润,这样的投资者占大多数,为社会所认同;唯有另一类投资者,为数不多,为害却烈,曾有过一段时间的恶性发展。这是一群运用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食利者,他们窜入文化市场,搜寻和瞄准最能获得暴利的文化投资项目。当发现一些低俗恶俗的节目容易受到青少年和追求娱乐至上的人喜欢,因而可以获得丰厚利润时,便挟雄厚资本,凭借最易传播的网络平台,收罗少数醉心名利、实是写手的所谓作家,穷思极想,写出低俗作品,交由唯利是图之徒加以制作,投入文化市场,牟取暴利。正如马克思说过的那样,创作出自己的作品的同时,也就制造出自己的读者。他们千方百计地培养、制造牟利需要的“粉丝”,竭力侵占文学的阅读领地和文化市场。随着利润的诱惑不断膨胀,他们日益突破文化管理的藩篱,推出“三俗”产品,甚至喊出要“爱得死去活来,打得昏天黑地,笑得气闭肠断”的所谓“枕头、拳头、噱头”的“三头”作品,污染市场,毒害观众。

  当然,这只是一时出现的不良文化现象,已引起文化管理部门的重视和治理,大有改观。相信文化市场的食利之徒只是极少数,“三俗”作品的写手应自尊自励,成为真正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作家。

 

  雅俗共美 文学大兴

  中国当代文坛一直有两种不同的文学,就是所谓雅文学和俗文学。这两种不同的文学似乎各有特色,在两股平行的轨道上行进,遥相对望,很少交流。直到作为通俗文学当代继承者的网络文学异军突起,声势煊赫,投资纷纭,挤占了雅文学的阅读园地,直到有些雅文学作家喊出文学“边缘化”了、“式微”了,才引起广泛注意,这两种文学才相互注视和关切,相向而行,开始互助互学的交流。近几年来,成效显著。

  自新文化运动起,西学东渐,白话文学发展出雅文学,成为当代中国文学主流,涌现无数新文学作家和广泛的创作活动,出版大量文学作品,其中不少对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但是,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现在的文学出版物数量的确是不少,甚至听说有一年出版了四千部长篇小说,这就意味着我们曾有四千位作家争相去爬文学金字塔的高峰。一年四千部长篇小说,恐怕不少是粗制滥造,只能落入化为纸浆的命运,而那么多作家想登上塔尖,其中大半也只能半途而废,甚至会掉下来,这是多大的人力物力的浪费?

  从诞生高峰的目标来看,我们现有高原的高度还不能说很高,我们的作家应该、事实上也正在不断为建设更高水平的高原、促成高峰的出现而努力。当然,要出现更高的高峰,恐怕更是不容易的事,珠穆朗玛峰到底只有一座。所谓“李杜出而唐诗亡”,后来还有“唐诗衰而宋词兴”的说法,这些都说明,要想出现更高峰,必须是有前所未见的智慧和胆识,能创造出前所未见的文学环境和文学作品者。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代文学前程远大,任重道远。

  近年来异军突起的网络文学特别是网络小说,其实是我国有长远历史、深厚影响的通俗小说的现代继承和发展。我国通俗小说发端于唐宋如《红拂传》之类的传奇,兴盛于明清勾栏瓦舍的“说话”,而以《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拔其尖。不过据查,其实在宋朝苏轼时已见市井有“说三国”的流行。降至于清末民初以后,通俗小说寄生于时新报纸副刊,以长篇小说连载为主要形式。鸳鸯蝴蝶派、武侠小说派、社会小说派,各有千秋,出现了张恨水、金庸这样的拔尖作家,成为今日部分网络小说的精神宗师。在继承中国通俗小说历史脉络的基础上,吸收借鉴西方侦探、悬疑等类型化通俗小说,就形成今天各派网络小说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当然,有些低俗以至“三俗”作品也混迹其中。

  对于网络文学,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要善于引导,也要宽容一点》,我始终以为雅文学和网络文学是中国当代两支文学大军,应当相伴相容,互助互学,取长弃短,提高水平。我一直有一个梦想,两支大军日益靠近,最后达到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非古非洋、亦中亦洋的新文学。这虽然可能只是一个幻想,但是我仍然想仿费孝通先生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话,说出我的希望:“美雅之美,美俗之美,雅俗共美,文学大兴。”

 

  品格为上 娱乐有度

  一切文艺作品都有思想性和艺术性,但近年来也有人提出文艺作品有思想性、艺术性、认知性、教育性、娱乐性的所谓“五性”,我不以为然,却难以分析,直到读到仲呈祥同志的一篇文章,才恍然判明。他提出要区分文艺理论上两组不同的概念,思想性和艺术性同时产生于作品创作过程中,而认知性、教育性和娱乐性以及我们经常说的观赏性则产生于作品问世以后。一个在当时,一个在事后。思想性和艺术性属于创作美学的范畴,认知性、教育性、娱乐性以及观赏性等都属于接受美学的范畴,是不可以混同的。

  我很赞同这种说法。一件文艺作品投入文化市场后所产生的观赏性和娱乐性,虽然都属于接受美学范畴,但是目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文化市场里过分强调娱乐性,以至于弱化美学观赏性的现象。娱乐性当然是有必要的,但应该有个度。过度强调娱乐性就有可能让食利之徒为了获取扩大化了的利润,而乘机大量生产和制作“三俗”作品。这些作品与我们提倡的主流价值观相左,挑战公众的道德底线,带来不小的危害。

  我们的消费者进入文化市场消费,有接受倾向的差异。有些消费者倾向于思想上的启迪,艺术上的欣赏,希望真正在精神上有所收获。也有的消费者单纯是为了消遣娱乐,在工作学习之余,愉悦精神,放松身心,这也无可厚非。但还有一些消费者,在娱乐至上思潮影响下,更倾向于感官刺激,肉欲享受,这正是食利者投资所迎合的。他们提供的低俗作品,破坏良好的美学观赏环境,助长文化市场的秩序混乱,使寻求美学观赏的人们避而远之。可以说,这是文化市场过度强调娱乐性,忽视社会效益而只求经济效益的必然结果。这样的现象,是我们的文化政策所不容许的。作为精神文明建设者重要组成部分的作家艺术家,对维护文化市场正常秩序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努力为这个市场提供更多更好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

  我对上述三个关系所作的诠释,无非是希望:第一,对文化市场的资本运行进行有效监督,坚决抵制食利之徒制造出的不良文艺作品;第二,雅文学和网络文学更加互信互助,提高艺术水平,追求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好作品,共同创造文明的文化环境;第三,不要过分强调文艺作品的娱乐性,应更加注重社会效益。说到底,就是希望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我们的文化市场提供更多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文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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